这张图表里，是中国总装机容量最大水电站中的十三座。三峡、大唐、国电、华能、中电投等众多央企或国企的名字之间，民企汉能控股是个特殊的存在。其主导建设的金安桥水电站，是全球水电史上罕见的由民营企业施工建成的、百万千瓦以上装机的水电项目。
对于这个独特的样本，很多水电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都会感慨三个“不易”：金安桥项目能够做成，不容易；汉能能坚持下来，不容易；汉能创始人李河君能说到做到，不容易。
不易之外，亦有诸多偶然的促成。在那个时代节点，如果国家没有出台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水电领域的政策，如果2002年汉能稍晚几个月出手，如果2005年没有实现大江截流，李河君都只能与金安桥项目遗憾地擦肩而过。
一连串的偶然背后，蕴含着注定的必然：执拗的李河君，在外界的偏见、险峻的环境、窘迫的资金等多重压力下，一步一步缔造了300万装机的金安桥水电站。
很少有人知道，期间发生了何等惊心动魄、起死回生的故事。
“洪水抗不下来，就死在这里吧”
回顾多年前的金安桥岁月，两鬓斑白的刘兴荣，仍不胜唏嘘。
2005年3月13日，华睿投资集团（汉能控股集团前身，以下统称汉能）全体高管在金安桥召开紧急动员会。“金安桥年内截流工程关系到集团今后的整体战略能否如期推进，年内截流必须成功，不能失败，没有任何退路。”李河君斩钉截铁。
在这个会上，刘兴荣被任命为金安桥项目的总指挥。
“那时我已经65岁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，但我生性喜欢挑战，是个乐观主义者，浑身都是劲。”用刘兴荣的话说，此时，正是五大国家电力公司“虎视眈眈”的危急时刻。
按照汉能向云南省政府的承诺，必须确保在2005年年底前实现大坝截流。否则，金安桥项目依然很有可能会拱手相让，被国有电力公司“截胡”。前期投入的40多亿，也会打了水漂。
刘兴荣没有片刻闲暇，他必须与时间赛跑。
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一年的汛期金沙江格外狂暴。8月5日至15日，丽江地区连下暴雨，江水猛涨，金安桥水电站上游石鼓文水站水位超过了1939年建站以来最高水位，十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标准的导流洞围堰面临严峻考验。
一旦导流洞或围堰被冲垮，不仅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，而且整个工程工期要推迟一年，更不要说年底实现截流了。
采访中刘兴荣说：“那时候我们是抱着决死的态度在抗洪，我给下面下的是死命令，如果洪水抗不下来，那就死到这里吧。”
这在危急关头，二十多个参建单位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战斗，经过十个昼夜的全力奋战，战胜了洪水，保住了导流洞和围堰，为年底截流打下了基础。这是一个奇迹，是所有施工人员用生命和激情换来的成果！
一切紧迫、危机与烦恼，都源自3年前的机缘。
2002年，中央统战部、全国工商联开展“光彩事业”，组织民营企业家赴云南投资考察。李河君是其中一员。当时，云南省规划建设8座百万级千瓦水电站。
面对急流滚滚的金沙江水，李河君内心难以平静。
当时，他已在几个中型水电站项目上颇有斩获。在拿下自己家乡广东河源的木京水电站后，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大的江河之上。
乘此时机，他四处走访，对金沙江进行深入调研，迅速展开了金沙江水电项目可行性调查。
最终，李河君拿下了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8座百万级装机水电站规划中的6座，规划总装机容量约1400万千瓦，总投资达到惊人的750亿元。
但李河君与汉能面对的，却是潮水般的质疑。
彼时，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刚刚起步，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大江大河做水电项目。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电力企业，并不认为民营企业有魄力、有能力吃下百万级装机项目。他们的理由是，做这种量级的项目，投资额巨大，回收期太长。
从中国水电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，这种判断并没有错。
自1993年中国允许民营资本有限制地进入水电行业，到2002年可以做大型项目的十年间，中国民营企业做成了不少数万千瓦的项目，但从未出现百万千瓦装机的民营项目。
开发百万装机的水电项目，基本属于国家电力企业的专属特权。所以他们并不着急，因为这些尚未开发的项目，都是他们碗里的肉，跑不掉。
然而到了2002年底，形势巨变。彼时，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基本完成，新组建的五家全国性国有独资发电企业集团横空出世，而他们首先要面对的状况，是众多民营企业早已习以为常的生存前提：自负盈亏。
原来的稳定状态被陡然打破。压力之下，他们开始激烈地争抢电力项目。
李河君刚刚拿下的金沙江6座规划水电站，成为各大国有电力企业争抢的资源。原本属于李河君的大部分水电站，划给了国有企业。后来有水电行业的知情者评价，李河君这不是在“虎口夺食”么？
几经博弈，国家相关部门答应8座百万级装机项目分一座给李河君。但前提是，李河君与汉能的实力，能够经受住考量。
为此，李河君立下军令状：2005年底前后，实现大江截流。
“我要去北京念大学，念重点大学”
在刘兴荣眼里，李河君对许许多多汉能人影响最大的，是他身上的那股子倔劲：“定了目标，一定要做成，死也要做成。”
少年时期，这股倔强已显露无疑。
1983年，高二的李河君提前参加高考，被广东惠州师范学院录取。同乡人眼中满是羡慕，那个时代，考上大学意味着能够脱离农村，捧住铁饭碗。
但李河君却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撕掉了录取通知书：“我要去北京念大学，念重点大学”。
第二年高考，李河君报考的全部都是北京院校。然而公布的成绩，距离他报考的北京各大学的分数还有距离。
看到自己的分数后，他断定，这结果不对。英语考试从不下90分的他，高考只拿到54分。他带着疑问找校长和教导主任，但校方也无可奈何。
李河君不顾别人劝阻，一路来到广州，找到广东省教育厅。几经努力，他说服了相关负责人，为他查分。
果然，他的分数被登记错误，他英语考了96分。几经波折之后，李河君如愿被北方交通大学（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）录取。
身边人对他的评价，从此多了“不认命”这三个字——过去三十多年一直如是，时至今日，依然如昨。
国家电力改革初期，李河君付出诸多努力，聚集了一大批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水电专家。刘兴荣表示，当年与他一同考察金安桥项目的50多位专家中，高级工程师就有36位。这是李河君做金安桥的技术底气。
而他们在李河君的影响下，也有了一股不认命的倔劲儿。
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冯电波回忆，金安桥项目在建设高峰阶段，建面最长达13公里，同时施工人数达数万人。
但整个项目就像一个“巨大而顺畅的机器”，每一个施工人员，都如同一个精良的工件。为了确保了金安桥项目的进程，他们废寝忘食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。
刘兴荣直言，金安桥项目不仅是李河君一个人的，它属于每一个汉能人：“施工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挥洒汗水，而支撑项目持续投入的人，也都憋了一股子劲儿。”当时负责筹集资金的冯电波、王勇等人，不断给自己打气，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一些社会资本。
这股“不认命”的狠劲儿，从那时起开始一点点打磨汉能人的脾性。到后来，渐渐演变成了汉能强悍执行力的根源。
“到时候再建电站，就轮不到汉能了”
对企业家而言，冒险无疑是一把双刃剑。而李河君用自己的方式，给这把利剑套上了剑鞘。
熟悉的人知道，他从来不把持有多少不动产，看做资金的首要目标，他更看重的是那些具有投资风险，但初始阶段并不存在优势的清洁能源。
执拗的清洁能源梦背后，隐含着冒险家气质，也包含着他的战略眼光和社会责任。
正因如此，当初他被打上了“疯”、“傻”的标签。
他曾拥有铁路运输的优势，却不再做擅长的贸易；手中的矿泉水厂获得瑞士汽车拉力赛青睐，却送给了朋友；已经投产的矿业，被他停掉……
他的目标，只有清洁能源。
1999年初，他签下了位于广东河源的粤北东江木京水电项目。在当时的河源，当地的人均用电一年才400多度。公司内部一片反对，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。
刘兴荣回忆，做项目调研时，上至国家发改委电力工业部、广东省政府，下到河源市供电局，都向他传达着一个态度：木京项目，根本不可能上马。甚至一位电力工业部的朋友，没有丝毫犹豫便断然拒绝。
那时，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，全国燃油发电全部倒闭，在建百万级以上燃煤火电停工，已建成水电只有60%装机发电，没有人看好建水电站的未来。
但李河君不这么认为。他的判断是，深圳的人均用电已经超过3000多度，而发达国家人均大概4500度，改革开放未来几年，用电量大增是必然趋势。河源虽小，却蕴含潜力。
“到时候再建电站，就轮不到汉能了。”
另一方面，国家政策也开始支持小水电建设。广东省出台政策，农村小水电5万装机以下，可以申请50%的广东省电力基建贷款。资金的支持，也让李河君看到希望。
巧合的是，因为金融危机，施工和设计单位几乎没有新项目。李河君的水电工程很快获得种种优惠。“当时设计院对我们说，设计费可以等银行贷款下来再给；7、8个施工单位来抢标。”刘兴荣回忆。
当时，汉能工作人员的足迹遍布东北、天津等多个地区，只为寻找质优价廉、性价比更高的机组设备。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甚至打出折扣，他们眼中，木京水电站是产品进入华南地区最好的广告。
就这样，3万千瓦装机的木京水电站，从2000年开始建设，2001年就并网发电，成为当时民营企业的壮举。
“晚进半年根本没我们的戏”
和建设金安桥水电站所遭遇的困境相比，对高考分数的倔强一博，在木京水电站的力排众议，都只能算是小意思。
水电投资大，且周期长。火电一般投建两年就可发电，而水电的周期要长很多。当时的大部分国企，都在做火电，不看好水电。
以金沙江项目为例，上世纪60年代，就有人提出做水电的设想，当地百姓已经盼了半个世纪，却一直没有进展。刘兴荣记得，一位当地的市委书记，从副县长做到市长，20多年一直试图推动这个项目，却无人理睬。
汉能最初也遭遇同样的冷遇。
当时云南省的态度充满狐疑，水电项目怎么能给民营企业？但在2002年，并没有一家国有电力企业愿意投身其中。
“云南省对我们考察后感觉不错，于是就给我们了。”刘兴荣回忆，“李河君是早进金沙江半年，晚进半年根本没我们的戏。”
但随着年底的电力体制改革，国电公司完成分家，有不小的生存压力，再加上2003年的电荒，水电资源开始被疯抢。
李河君到手的6座水电站，最后只剩下金安桥，而且随时面临被“截胡”的可能。
当地政府、国家相关部委的疑虑，国有电力企业的虎视眈眈，反而坚定了李河君把项目做成、做好的决心。
施工中，电站导流洞、大坝土建和金属制安工程，需要挖掉730万立方米土石方，浇筑440万立方米混凝土。此外，还需要1180万吨人工砂石料。
工程难题可以由专业队伍解决，但严峻的考验，来自巨大的资金需求。尽管有银行批准的授信，资金依然吃紧。李河君开始四处筹钱。
2008年8月，各大银行接到银监会通知，暂停对金安桥水电站贷款。“我们的资金流一下子就断了!”刘兴荣说。截至2009年年中，金安桥水电站已累计投资90多亿元。
李河君曾经回忆，为了应对高峰时期每天1000万元的投入，汉能把前些年建设的效益好的优质电站一个一个地出售。“这些项目都凝聚了汉能人的心血，其中最可惜的是青海尼那水电站——汉能在2003年以12亿元收购，当时已并网发电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汉能将多年积攒下来的风险准备金全部投了进去。”
但当时全体汉能人，心里都憋着一股力量：“我们汉能没有不可能。”在这股信念的支撑下，他们一干就是8年。
时至今日，站在大坝前，李河君仍会记得当时的艰辛和热血。所有的疑虑，质疑和不信任，都在金安桥水电站落成的那一刻，烟消云散。
“别人不要的，正是我们的机会”
从国企手里面抢肉吃，有多不容易，李河君最清楚不过，因为他有最丰富的经历。
从水电开始，李河君一脚踏入清洁能源领域，并决定选择这条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。其后，汉能投入大量资金，分别对潮汐能、秸秆发电、地热能、燃料电池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。
据李河君回忆：“2006年的时候，太阳能的发电成本还是3-4元钱人民币，业内很多人判断，太阳能发电成本降到1元钱以下要30年，降到5毛左右需要50年，然而在短短3年时间里，这一点就变成了现实。”这彻底改变了李河君对太阳能产业的看法，他从中看到了能源发展的未来趋势。
只不过，李河君这次依然没有走“寻常路”，他选择了当时还不被业内看好的薄膜太阳能。
“别人不要的，正是我们的机会。”刘兴荣这句话似乎道尽了李河君的艰辛，还有眼光。
有个汉能朋友开玩笑说，晶硅和薄膜，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BP机和手机，你选择做哪个？选BP机并没有错，但你只是被动的适应时代，而不是主动去改变时代。
李河君选择了薄膜，他要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。
确定方向之后，李河君选择了一条全球技术并购与整合之路，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快速进入薄膜太阳能产业。
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正因为从2009年就开始着手，等到2012年全球光伏产业进入“退潮期”时，汉能才有机会陆续将德国Solibro、美国MiaSolé、Global Solar Energy（GSE）及Alta Devices这四家当时拥有全球最先进薄膜太阳能技术的公司收入囊中，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、技术最领先的薄膜太阳能公司。
李河君没有因此放慢步伐，他深知买来的技术要转化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、实现产业化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汉能先后在北京、四川、江苏、美国硅谷、德国、瑞典等地建立了8个研发中心，形成全球联动的技术研发体系，建立起全球协同创新机制。
在汉能全球技术大整合的前提下，以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几家公司，技术共享，产生了协同效应，加快了研发创新的进度。汉能几条技术路线的转换率都在稳步上升，不断刷新自己原先创下的纪录。截至目前，汉能拥有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2000项。
2017年7月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汉能的成功经验：“通过注入充足资金，加强研发力量，汉能集团的并购让米亚索能再现生机。”目前，MiaSolé的冠军组件转换效率已达到19.05%，是目前世界最高转换效率的铜铟镓硒柔性薄膜技术，并在以平均每年1%的速度提高。
更具挑战性的是这些先进技术的国产化和量产。
MiaSolé组件生产对不锈钢衬底要求特别高，50微米的不锈钢要做得非常平整，以前只有法国的一家供应商具备这种生产能力。汉能与宝钢旗下的一家公司合作开展研究，30多个人连班倒了8个月，终于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，成功导入国产不绣钢基底，仅仅这一项，就使得成本下降40%。
“这是生产维度上的实验，是汉能掌握的海外尖端薄膜技术在国内大规模产业化推广的第一站。”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副总裁徐晓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目前，汉能是国内第一个实现铜铟镓硒产业化的企业。
通过将核心装备国产化和技术产业化，汉能将上游核心技术研发、高端设备制造，中游薄膜太阳能电池制造，下游薄膜发电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进行集成，打造出全产业链商业模式，避免了第一代晶硅光伏企业“两头在外”的情况，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“危机危机，危难之时有机遇。”冯电波认为，李河君最大的特点是“发现机会，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”。
“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正态分布的曲线，把所有的东西描述出来，事物发展到极处就会折返，触底会反弹。”冯电波学经济出身，在他看来，理工科出身的李河君同样拥有很强的经济学逻辑，“李河君潜意识里面蹦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理论，非常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。”
在全球光伏产业哀鸿遍野之时，汉能逆势崛起，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李河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。
“使命非常重要，它是一种信念”
2015年，命运再次和李河君开了个玩笑。因为在香港上市的汉能薄膜发电（00566.HK）股价持续上涨，3月初，李河君个人财富一举超过王健林、马云，成为新的内地首富。仅仅两个月后，5月20日，汉能薄膜发电遭遇恶意做空，短短20分钟，股价被腰斩，超过1400亿港元市值灰飞烟灭，公司股票宣布暂停交易。随之而来的是持续超过两年的停牌，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剧烈的阵痛，促使汉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。
为了加快市场化进程，汉能薄膜创新开发了户用屋顶发电模式，并由直销模式改为代理经销模式。
2016年底，汉能区县级销售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75%的覆盖率，稳居行业第一。
“汉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练，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。”李河君数次公开表示“感谢做空者”，并锲而不舍推进改革。此前相对封闭的汉能，逐步走向了开放和透明。
其实，“520”只是李河君和汉能的一个难关。
从2009年到现在，李河君已经在薄膜领域投资100多亿美元。“我们一直在往这个市场里投钱。我们相信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接近成熟，快要到摘果子的时候了。”冯电波说，过去8年，汉能主要在做的，就是培育这个市场。
但市场成熟与否，不能只看李河君和冯电波怎么说，而要看这个市场的反应。
2016年年底，《电力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明确提出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分布式光伏发电要达到6000万千瓦以上的装机规模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15年底，我国分布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只有606万千瓦。这意味着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至少增加九倍以上。
在汉能22周年司庆纪念日上，李河君认为，分布式发电系统销售业绩大增，是汉能薄膜业绩逆转的两大“支撑点”之一：“2015年下半年以来，汉能做了重大调整，把户用系统作为‘蓝海市场’去开拓。”他引用汉能薄膜半年报中的数据，说明汉能薄膜经过创新探索已经“找对了自己的市场”。
事实上，更多企业已看到薄膜发电的光明未来。2015年，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在安徽蚌埠建立了太阳能CIGS组件生产工厂。2016年年底，中国第一大煤炭公司神华集团，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联手出资25亿元，押注薄膜太阳能电池。
2017年6月初，汉能与摩拜单车合作，摩拜单车的车筐里装上了汉能薄膜太阳能组件。
2017年7月29日，汉能在北京举行汉瓦发布会。汉瓦是一款分布式薄膜太阳能新品，可以代替现在的瓦片，直接铺在屋顶上，利用屋顶进行发电。以北京为例，一个50平米的屋顶，每年发电超5100度。
2017年8月23日，汉能与奥迪签订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战略合作备忘录。双方将合作开展“奥迪/汉能薄膜太阳能电池研发项目”，共同宣布计划于2017年底合作推出首辆集成薄膜太阳能全景车顶的奥迪原型样车。此后，将凭借双方技术合力，逐步研发利用薄膜太阳能技术为奥迪电动汽车提供主驱动力。
一切正如李河君所说：“汉能的使命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……使命非常重要，它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一种信念。”
现在，这个汉能已经培育了8年的市场，群狼进驻，薄膜太阳能领域暗流激涌。
但这一次，李河君站在了制高点上。
